▲公眾質疑的不是算法本身，而是“不透明”。圖/IC photo

　　據經濟日報報道，12月10日，貨拉拉正式公開建議到達時間及裝貨準點率算法規(guī)則，目的是讓貨運行業(yè)的時間規(guī)則更透明，優(yōu)化平臺接單司機的“時間體驗”。

　　在此之前，由于司機對平臺時間規(guī)則不甚了解，又渴望提高時間利用效率，在搶單時極易產生焦慮心態(tài)。算法規(guī)則的透明，使接單司機不用再胡亂猜測。

　　比如有司機坦言，之前擔心準點率影響搶單，遇到堵車或客戶臨時調整時間時壓力很大，如今知道準點率與中單無關，“不用再拼命趕路，和用戶溝通清楚就好”。

　　貨拉拉不是第一家公開算法規(guī)則的公司。今年4月，抖音就在其新的安全與信任中心網站上，首次公開了算法推薦系統(tǒng)的原理、用戶行為背后的算法推薦邏輯等內容。

　　8月份，北京市網信辦也依據《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guī)定》有關要求，指導和推動了抖音、百度、美團等首批6家屬地主要網絡平臺公示算法規(guī)則原理。

　　各平臺對算法規(guī)則的公開，直指長期以來飽受詬病的算法“黑箱”，回應了社會關注，同時也為構建一個透明、公平、可問責的算法治理體系邁出重要一步。

　　以算法透明解決算法爭議，這是AI大爆發(fā)的當下，中國互聯網企業(yè)正在推進的具有標志意義的治理嘗試。在技術快速演進的時代，通過公開透明，讓算法從“不可見的力量”回歸為“可理解的工具”，為人工智能技術祛魅，也為公共討論降噪。

　　網絡“黑話”并非算法所致

　　算法與算力、數據并稱為人工智能三要素，正日益成為無處不在的新質生產力。但近年來圍繞算法的爭議幾乎從未停止，公眾在震驚于算法巨大作用的同時，也對算法產生了巨大疑竇。

　　公眾既渴望掌握算法規(guī)則以便為我所用，同時又擔心算法正在被濫用、侵蝕個體權益、產生不良社會后果，繼而引發(fā)算法為“惡”的價值判斷。

　　比如，算法是否正在放大情緒與對立？是否正在制造“信息繭房”？是否正在導致“群體極化”？是否存在歧視？是否在左右商業(yè)與社會機會？

　　毫無疑問，現實中確實存在互聯網公司因商業(yè)競爭追求利益而治理不嚴，并因此引發(fā)監(jiān)管或輿論爭議的案例，這也是算法要被納入監(jiān)管范疇的原因。

　　但客觀說，現實中也有大量對算法的質疑是出于對信息不對稱的誤解。由于不了解算法的運作規(guī)則，公眾會基于結果做出種種猜測，引發(fā)種種爭議。

　　從這個角度講，貨拉拉、抖音等平臺對外公布算法規(guī)則，就算法運作與公眾進行溝通對話，是值得嘗試的化解矛盾之道。

　　比如，經常有網民質疑，目前短視頻平臺上各種“黑話”的產生，是否為算法導致？如主播們認為一些特定的詞語會被平臺限流，于是不約而同地選擇用某種“黑話”代替，如把多少錢叫“多少米”，把萬叫“W”，把在哪兒買的叫“在哪兒M的”……

　　對此，抖音副總裁就公開回應稱：“平臺沒有規(guī)定提‘錢’會限流，把錢說成‘米’是用戶和運營教程里的以訛傳訛。”

　　在近期抖音舉辦的算法媒體溝通會上，抖音進一步回應了平臺不會對“錢”等詞語限流。之所以會以訛傳訛，可能是主播在直播的時候因違規(guī)遭受處罰，但其又不知道具體是出于什么原因，于是自行琢磨出各種違禁詞匯。此前，抖音還發(fā)布了《規(guī)范表達溝通手冊》，明確表態(tài)不提倡用拼音、表情包、符號等不規(guī)范用語，鼓勵創(chuàng)作者正確使用語言文字。

　　其中就提到，“錢”“人民幣”“萬”“元”“團購”“免費”等詞可正常使用，但虛假宣傳（如虛構促銷活動、以“免費”騙取流量）將被處罰。

　　這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信息不對稱案例，公眾對算法流量分配機制有誤解，平臺發(fā)現這種誤解后，應對公眾進行解釋，通過信息透明機制破解以訛傳訛。這類“黑話”能流行起來，正說明創(chuàng)作者對流量存在一種“黑箱”想象，相關解釋成本很高，算法公開透明工作仍任重道遠。

　　算法本身其實沒有原罪

　　需要指出的是，對公眾而言，在互聯網上，這類基于自身體驗判斷對算法的誤讀大量存在。

　　比如，《牛津詞典》將憤怒誘餌（rage bait）列為2025年度詞匯，意指在社交媒體中利用敏感話題引發(fā)用戶憤怒情緒從而引起流量狂歡的現象。一些猜測就認為各大社交媒體平臺正在故意將“憤怒誘餌”加入算法規(guī)則中，以增加流量。

　　而事實是，盡管創(chuàng)作者有巨大動機用“憤怒誘餌”內容博流量，但社交媒體平臺不可能歡迎這類“惡流量”，這有悖于平臺的根本利益或商業(yè)利益，現實中當過“群主”的普通人也很容易理解這一點，憤怒的情緒雖然可以增加群活躍度，但也會導致好友退群。品牌方也不會喜歡一個情緒對立嚴重、內容不可控的投放環(huán)境。

　　全球范圍內，幾乎所有社交媒體都在追求積極友善、豐富多元的社區(qū)氛圍。事實上，放眼人類歷史，在算法出現之前，宗教戰(zhàn)爭、政治迫害、群體對立也從未缺席。將復雜的人性與社會沖突，簡化為“技術原罪”，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技術不會自我辯解，成了最方便的歸因對象。

　　公眾的擔憂需要被看見

　　在圍繞算法的爭議中，還有“信息繭房”“群體極化”這類高頻詞。但這些概念在公共討論中的使用，往往脫離了嚴格定義，更多是一種主觀體驗的表達，所謂“遇事不決，量子力學，歸因無方，信息繭房”。

　　且不說“信息繭房”是否真正存在學界還沒有定論，單就類似“信息繭房”這種現象來說，也是多種原因造成的，本質上是社會分歧在數字空間中的一種映射。與其說算法把世界變“窄”，不如說是人類在信息洪流中，更容易被自身情緒牽引。算法推送的是世界的切片，而非世界本身。

　　假設沒有算法，人類其實依然會強化關注那些自己喜歡的、認定的話題。相反，或許未來要破解這種不斷被強化的主觀認知，還是要依靠算法來打破所謂“信息繭房”。

　　技術本身并非天然向善，也并非注定為惡，但掌握技術的企業(yè)應正視和理解公眾對技術的“恐懼”。在本質上，這是一種對權力不對稱的恐懼。公眾擔心算法成為隱形支配力，會左右商業(yè)機會與社會機會：商家、創(chuàng)作者擔心算法決定曝光、流量；普通用戶擔心算法定價、畫像影響消費選擇，被算法歧視。公眾質疑的不是算法本身，而是“在不透明狀態(tài)下運行的算法”。

　　放眼全球，網絡治理始終是共同難題。無論是歐美關于平臺責任的立法博弈，還是發(fā)展中國家對技術風險的警惕，都說明一個事實：技術越強大，社會越需要理解它、規(guī)范它。

　　在這一語境下，算法透明具有多重意義。它不僅體現在對用戶知情權和選擇權的重視，而且正在建立一種互動機制；它并非單向度的“解釋”，而是嘗試通過公開算法理念和治理思路，吸納社會反饋，反向優(yōu)化系統(tǒng)設計，逐步形成共建共治的良性生態(tài)。

　　撰稿 / 信海光（專欄作家）

　　編輯 / 遲道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