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龍回憶把事變的首日電只交給了毛澤東，并不像通常那樣，同時通知周恩來。

　　不管是陳立夫還是斯諾等人，單憑記憶在回憶數十年前的某個具體日子和具體人的活動時難免差錯。

　　從現有史料看，既不能證明周恩來就在保安，也不能證明周恩來就在西安。看來，要證明西安事變當天周恩來的活動內容，僅僅依靠電報的署名或個人的回憶是不夠的，還需要進一步發(fā)掘具體的歷史記載，才能最終破解這一謎團。

　　盡管西安事變還存在不少謎團，但作為歷史的轉折點又很簡單，有些結論應該是可以取得共識的：蔣介石逆勢而動堅持內戰(zhàn)，只能是自作自受自取其辱；紅軍正當防衛(wèi)順勢而為，既是為了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戰(zhàn)，也是為了爭取生存和發(fā)展；共產黨最終禮送蔣介石并尊其為領袖，與蔣介石的誓滅紅軍形成鮮明對比；西安事變雖然對國共兩黨都是機遇，但對中華民族更是難得的幸運；西安事變作為秘密戰(zhàn)線的杰作，注定眾多出生入死的歷史功臣只能做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

　　“我不認為少帥在中國還能挽救自己，但少帥發(fā)動的壯舉必將挽救中國。”歷史已經驗證了張學良的私人飛行員、美國人雷納德1943年在紐約出版的回憶錄中所做出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