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們還要說明一個事實：列寧曾與一群親密戰(zhàn)友，肩并肩地共同工作，對于這項共同的事業(yè)，那些人中的每一個都供獻了自己獨有的知識，都發(fā)揮了各自的創(chuàng)造力，都是卓越的天才。可是斯大林的周圍，則圍繞著一些十足的庸人，特別是在他清除布哈林的右派集團以后。他們缺乏任何一點對國際事物的觀察力，對于世界工人運動中任何一個簡單問題，都不能提出一點獨立的意見來。

　　同時，自從列寧死后，官僚機關的重要性就變得無比巨大。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正是官僚機關的巨大權力，與他在理論、政治及民族意識上的狹隘性相結合的可怕產物。斯大林的所作所為，證明他是不可救藥的。他在第十六次大會上對中國問題所說的五句話，澈頭澈尾地滲透了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斯大林就是用這個機會主義政策，在過去幾年里指揮中國人民的斗爭。扼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人，正在我們眼前，準備扼殺萌芽中的中國第三次革命。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