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對文學的正負面作用

　　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對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當然具有正面的積極的作用。它使文學藝術通過市場而擴大銷售面、接受面，并使作家藝術家得到一定的金錢報 酬，這對于作家藝術家付出艱巨的復雜的勞動，應是公平而合理的，有助于鼓勵作家藝術家多創(chuàng)作優(yōu)秀的作品。上面說到，在古代，當市場經濟不發(fā)達，文學藝術并 沒有成為商品的時候，市場對于文學藝術的發(fā)展產生的作用就比較小。那時，政治權力集中的帝王和貴族世家對文學發(fā)展的影響很大。漢賦的發(fā)展跟當時漢武帝賞識 和重用司馬相如等便有直接的關系，唐代詩歌的發(fā)展跟當時科舉制度將詩歌列入考試的范圍也有直接關系。新中國建立后，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出版機構收歸國有， 政治權力干預作家寫什么和怎么寫，其力度大于市場。及至上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體制確立，文學藝術的商品化已歸普遍。一方面，我國政治權力對文學藝 術創(chuàng)作不再橫加干預；另一方面，市場需求像看不見的杠桿，卻對作家、藝術家寫什么和怎么寫影響日益擴大，以致許多作品完全受制于市場的需求。什么最賺錢就 寫什么，怎么寫最能賣錢就怎么寫，成為有些作家的信條。暴力和性描寫的泛濫，就是跟作家屈就市場需求有很大關系。這種狀況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說， 決不是正面的能量。引起人們的廣泛憂慮，應不為無因。市場的本質之一是惟利是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沒有政府的調控，即政府必須利用手中的杠桿來調節(jié)市 場的需求，調節(jié)市場的利潤，既要使市場有利可圖，又要避免暴利，禁止不擇手段的惟利是圖。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有許多作家仍然堅持自己的精神家園，堅持有 益于人類歷史進步的審美創(chuàng)造，而不向金錢權力屈服。因為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于塑造民族靈魂負有重大的責任。何況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作家 藝術家必須不斷以自己的作品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使廣大讀者和觀眾通過作品獲得更高更先進的思想與藝術的精神境界，因而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維 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良好的文學社會生態(tài)，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真正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文藝不能淪為市場和金錢的奴隸，既要發(fā)展壯大文化產 業(yè)，同時又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堅持文學藝術必須提升人們的思想和藝術境界，這是必須予以深入探討的又一重要的理論課題。

　　經濟繁榮或衰敗對文學的影響

　　由于經濟是文學發(fā)展的必要前提，經濟繁榮或衰敗必然會對文學的發(fā)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從歷史上看，經濟繁榮與文藝繁榮并非一定平衡。馬克思曾在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fā)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 質基礎的一般發(fā)展成比例的。”他以希臘神話和莎士比亞戲劇為例，說明特定的藝術形式總與當時的一定條件相聯系，并非后代所能復制。他說：“在藝術本身的領 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fā)展的不發(fā)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我國詩歌創(chuàng)作中，唐詩、宋詞、元曲以及現代新詩的遞嬗，也說明特定詩歌形式總 與當時的眾多歷史條件相聯系，也即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土壤的產物。特定藝術形式的興衰與文藝整體的興衰有聯系也有區(qū)別。文藝盛衰有著多方 面的生態(tài)條件，經濟并非惟一的因素。但經濟繁榮一般總有利于文藝的發(fā)展。這也是文學藝術史可證明的。我國歷史上，每次王朝換代往往都經歷亂極而治的過程。 大亂之后，都要經過幾十年的經濟恢復，政權才能穩(wěn)定和鞏固，文化才能走向繁榮。而文學也就昌盛起來。春秋時代鐵器的發(fā)明和生產力的發(fā)展，各國經濟走向繁 榮，諸子百家應運而生，使得學術文化和文學成果累累，孔子得以刪定六經，而莊子那樣的奇文和屈原的《離騷》《九歌》那樣的奇詩才得以問世。漢初到了武帝時 代，經濟走向繁榮，才出現了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名家，迎來漢賦和樂府的鼎盛；魏晉時代北方經濟的恢復與發(fā)展，才產生“建安文學”的鼎盛。唐初，也經歷貞觀 之治和開元之治的幾十年經濟恢復，才出現了文學的“盛唐氣象”，產生了李白、杜甫等大詩人。宋代也于五代十國的亂世后的經濟恢復，五六十年才出現歐陽修、 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等大家。在西方，古希臘、羅馬文藝的鼎盛，跟當時經濟的發(fā)展也分不開。法國路易十四時代和俄國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出現的文藝大家， 也跟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有著相當的關系。這說明，經濟繁榮對文學發(fā)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相反，經濟凋敝的時代，文學也往往凋敝。經濟對于文學的繁榮雖 非一定成比例，一定平衡，但眾多歷史事實畢竟表明，自覺地創(chuàng)造經濟的發(fā)達與繁榮，對于文學的繁榮，正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條件。新中國建立之初，由于經 濟的恢復與發(fā)展，才有可能涌現當時的紅色經典創(chuàng)作。而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中經濟受到破壞，文藝創(chuàng)作也產生嚴重的困難，乃至嚴重荒蕪。改革開放新時期 的到來，經濟和文化的高速發(fā)展，才使我國的文藝創(chuàng)作重新走向空前的繁榮。深刻而全面地認識上述規(guī)律性的現象，樹立理論的自覺，對于我們正確處理文藝與經濟 的生態(tài)關系，應是極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