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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此輪通脹，與新冠疫情、氣候變化以及地緣政治等多重外部因素有關，各國自身的政治和經濟生態(tài)也對通脹有催化作用。目前拉美各國普遍以加息應對通脹，但加息難以從根源上解決需求和供應端的問題。

　　近期，拉美各國通貨膨脹問題日益嚴峻，引發(fā)外界廣泛關注。根據(jù)花旗集團的最新統(tǒng)計，2021年底拉美的年通脹率恐達到10.6%，位居全球各地區(qū)首位。相比之下，2020年該地區(qū)年平均通脹率僅為1.38%。

　　2021年5月以來，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拉美主要經濟體通脹持續(xù)加劇。拉美地區(qū)或正經歷20世紀80年代“失去的十年”后最嚴重的一次通脹。

　　外部多重因素疊加

　　近來，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俄烏沖突和供應鏈危機等多重不確定因素疊加，使包括拉美國家在內的發(fā)展中國家進入一輪痛苦的輸入型通脹周期。

　　2021年初，拉美地區(qū)疫情持續(xù)蔓延導致各國國內生產中斷，供應鏈受阻。多國央行因疫情實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開始影響當?shù)貐R率，造成本幣貶值，各國通脹率從去年年中開始普遍攀升。

　　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多國增發(fā)貨幣，大宗商品價格持續(xù)走高，波及拉美各經濟體。去年年底，拉美各國的疫情限制措施相繼放松，此前一直被壓抑的消費需求大量釋放，市場供不應求，加快了價格上漲速度。

　　此外，為應對疫情及其造成的貧困，拉美多國政府大幅增加公共開支，造成財政赤字擴大。為彌補這一赤字，各國政府只能尋求貨幣政策手段，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通脹壓力。

　　氣候變化引發(fā)的自然災害對拉美經濟也造成了沖擊。去年拉美自然災害頻發(fā)，農產品收成下降，食品價格上漲。與發(fā)達經濟體相比，食品價格在拉美平均消費籃子中所占比重更大(約占四分之一)。因此，對拉美各經濟體而言，食品價格的提高對地區(qū)通脹水平影響較大。

　　此外，俄烏沖突、供應鏈危機等地緣政治經濟事件也是拉美本輪通脹的誘因。俄烏沖突導致全球金融環(huán)境急劇惡化，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迭創(chuàng)新高。拉美亦不免慘遭波及。例如巴西3月的石油、柴油及天然氣價格分別出現(xiàn)18.8%、24.9%、16.1%的漲幅。

　　不僅如此，全球供應鏈危機持續(xù)延宕、芯片等消費品價格不斷上漲等，都增加了拉美國家的通脹壓力。

　　自身政經生態(tài)催化

　　除外部因素外，拉美自身的政經生態(tài)亦充當了本次通脹的“催化劑”。

　　從經濟角度看，過早地去工業(yè)化使拉美國家供應鏈不夠完整，大量生活必需品依靠進口，外貿依存度高，大宗商品原材料價格上漲對生活必需品的提價效應在拉美影響顯著。同時，拉美經濟易受匯率波動等因素影響，貨幣一旦貶值很快便引發(fā)通脹。

　　從政治角度看，去年以來，拉美多國進入選舉周期，不穩(wěn)定政治因素增加。例如秘魯、智利新左翼政府上臺，巴西針對總統(tǒng)博索納羅的反對情緒高漲，哥倫比亞發(fā)生大規(guī)模暴力抗議活動等等。社會動蕩引發(fā)貨幣波動，擾亂商品正常流通，加大通脹預期。

　　拉美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出現(xiàn)嚴重的通脹現(xiàn)象，深陷債務危機泥沼。在經歷“失去的十年”之后，地區(qū)通脹率在1990年甚至超過1000%。

　　但與本輪輸入性通脹不同的是，上輪通脹主要源于政府發(fā)展戰(zhàn)略和經濟政策出現(xiàn)偏差，屬結構性通脹。

　　“失去的十年”之前，拉美各國長期奉行進口替代工業(yè)化發(fā)展模式，通過嚴格的保護性政策和大舉借債等方式一味追求經濟高增長。1980年石油危機后，拉美多國央行通過印鈔為赤字融資，造成物價瘋漲，赤字進一步增加，最終觸發(fā)了史無前例的通脹和債務危機。

　　通脹風險不易緩解

　　為遏制通脹，拉美國家普遍選擇調整利率等傳統(tǒng)貨幣政策工具。

　　近期，為防止匯率惡化、降低債務風險并減少資本外流，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國紛紛跟隨甚至先于美聯(lián)儲加息。其中調息次數(shù)最多、幅度最大的巴西自去年3月至今已連續(xù)加息9次，將基準利率從2%逐步提高至11.75%。

　　雖然收緊貨幣政策確有助于貨幣升值，緩解輸入型通脹壓力，但隨著美元進入加息周期，拉美國家的貨幣、市場壓力陡增，經濟復蘇疲軟的經濟體必將受到沖擊，美元債務較高的經濟體甚至面臨債務違約風險。

　　美元利率水平上升可能會使拉美經濟體債務的本金價值及利息雙雙提高，同時美與新興市場利率差縮小，會導致資本回流美國，拉美國內資產價值下跌，本幣貶值，外債壓力進一步加大。由于無力支付外債，政府將被動尋求債務貨幣化，造成本幣超發(fā)。當超發(fā)速度低于貶值速度時又不得不繼續(xù)擴張貨幣，形成惡性循環(huán)。

　　目前，拉美主要央行的加息舉措對緩解通脹效果有限。

　　一方面，加息不能從需求和供應端這兩個根源上解決通脹問題。拉美本輪通脹因消費需求釋放、供應鏈中斷等原因造成。由于需求偏剛性，加息對需求本身的影響不大。加息也無法解決全球供應鏈受阻等因素導致的進口水平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拉美經濟體內存在大量脫離正規(guī)金融體系的非正式工作，加息效果恐難立竿見影。

　　綜合來看，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供應鏈中斷和運輸成本上升等外部輸入性風險難以控制。隨著國際金融環(huán)境進一步收緊，資本外流還將繼續(xù)波及拉美金融市場，導致其貨幣貶值風險和通脹壓力持續(xù)增加。

　　另外，哥倫比亞、巴西等主要國家的選舉日益臨近，整個地區(qū)可能將面臨社會動蕩帶來的通脹風險。因此，拉美此輪通脹在短期內將不易緩解，地區(qū)經濟復蘇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嚴若瑋(作者單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